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对虚拟经济的当代意义-人工改重

发布日期:2022-05-05 13:15:33


  经济社会的各个主体,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各个国家、区域组织,还是微观层面的个人,都期望国际经济的平稳运行,对危机持有厌恶的态度。但是,史实证明危机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即使不承认其作为一定的客观规律,也无法系统地以主观能动性消灭危机。近几十年内,全球范围发生的经济危机,其往往首先表现为,抑或是主要表现为虚拟资本过度膨胀、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发生扭曲,而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有一定辅助作用,所以,在危机发生后,这一理论备受关注。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在基于之前几卷中已经论述了货币到资本的转化,马克思对虚拟资本展开了定义与论述,考察了它的起源与发展,并结合英国银行的实际发展情况,提出虚拟资本的特点。这帮助学界认识到虚拟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及其与实际价值的关系,各类有价证券只是一种价值符号,是一种所有权凭证,使人们在交易中很容易扭曲其价值,使其价值严重偏离它的真实价值。随着经济的发展,虚拟资本的形态也在不断地变化,投资者更难辨别出底层资产的构成,相应的复杂性与风险性也有一定提高。所以说,为了减轻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使虚拟经济更多发挥正面作用,本文研究虚拟资本,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石,结合我国的发展情况,进一步地对虚拟资本理论进行研究,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


  因此,本文以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为基本理论基础进行研究。之后又对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进行了相关论述,阐述了虚拟资本的来源、形态和特点、本质内涵以及虚拟资本的作用,并对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提出相应的指导启示。在研究中我们了解到虚拟资本具有虚拟性、逐利性、风险性、依附性。虚拟资本的形态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总的来说,了解虚拟资本的形成、形态、特征和本质作用后,对之后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研究虚拟资本主要是要为我们虚拟经济发展提供相关依据的,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中由于其自身和国家相关体制政策不完善、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低和一些国际性的原因等所造成的各种问题的存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新常态下,推动实体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制造业转型升级、互联网经济以及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关系。现今行业之间的界限具有逐渐模糊的趋势,并且一些人对虚拟经济的理解,也不断脱离了虚拟资本理论,放弃了。然而,为了理解各行业本质层面的特点,需要对虚拟经济以及其起源进行重新审视,这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成熟以及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2研究思路


  首先,通过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研究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的含义与发展阶段,归纳出其一般特征,再结合我国几年来经济发展的形势,提出一些新的特点。


  其次,以理论研究的方法,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理论联系、现实联系,以及相互影响机制。


  再次,阐释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最后,在前文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虚拟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为我国虚拟经济未来发展提供建议。


  第二章文献综述


  2.1关于虚拟经济的产生的研究


  学术界关于虚拟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存在着一定分歧,具体来说,可以划分为马克思关于虚拟经济的起源理论、货币中性理论、虚拟经济的财富价值。


  2.1.1马克思的虚拟经济起源理论


  马克思认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产物。《资本论》第三卷中列举东印度贸易中购买汇票的例子,提出了虚拟资本的概念,同时虚拟资本是基于生息资本的演变而产生的。虚拟经济的起源来自于资本化和派生化。所谓资本化指的是虚拟资本的自然形成,并以信用制度为基础。而派生化意味着虚拟资本基于金融体系,所以它与金融资本的区别是十分模糊的,界限并不绝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会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券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形式出现。”可以看出,虚拟资本依托于金融体系,采取票据的形式。赵锦辉(2004)认为通过票据流通,金融体系可以创造出比原来更多的资本,虚拟资本规模随之增长。


  基于对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研究,一些学者逐渐归纳出了虚拟经济系统的特点。成思危(1999)认为虚拟经济系统具有复杂性、介稳性、寄生性、周期性。李晓西(2000)认为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高投机性。除此之外,王春娟(2004)补充了了虚拟资本具有一定回归性。总的来看,虽然存在细微差异,但学术界在尊重马克思理论及其他金融学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对虚拟经济、虚拟资本的特征达成了一定共识。


  基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虚拟资本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刘骏民(2004)、成思危(2006)、李影(2008)、文春晖(2018)将虚拟资本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这是最初级的阶段,个人自发将限制货币转化为生息资本,借给借贷者。第二阶段为生息资本社会化,由个人自发组织发展为由银行组织,发挥其借贷中介作用。第三阶段为证券交易市场化,有价证券的市场买卖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活跃了经济环境。第四阶段为虚拟经济的国际化,虚拟资本的国际流动,对各国家有利于资金配置。第五阶段为虚拟金融的集成和创新,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各类金融创新,使金融自由度、资本流动性进一步提高。虚拟经济的发展由此呈现从原始到成熟的特征。


  2.1.2货币中性理论


  研究虚拟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另一条路径来源于货币中性理论。在虚拟经济系统中,金融行为创造的经济价值,涉及到货币是否能够创造价值的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货币二分法具有重要地位。萨伊(1825)认为,商品交换的最终目的在于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货币在交易中只起到瞬间的媒介作用,只是一块遮挡实际经济力量活动的面纱。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对实体经济的供给、需求并没有实质的作用。一般均衡理论同样认为货币是中性的,仅作为交换媒介存在。柳欣(2000)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了货币变量,结果显示这并没有意义。


  关于货币中性存在一定分歧,一些学派认为货币是具备在质上影响经济的能力的。维克塞尔反对这种货币面纱论,指出货币与实际经济的紧密联系,货币不能代替实体资本,但是,货币与信用运行的恰当与否,对实体资本的与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凯恩斯也反对古典二分法,认可货币在经济中的实质作用。王成进(2006)指出凯恩斯主义中,名义变量影响实际变量的传导机制,试图将货币与价值、分配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王君斌(2011)基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论述了货币政策在经济中对通货膨胀、消费、产出的影响。


  关于货币中性的研究目前来看,没有形成学术界一只认识,然而,纵观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发展,虚拟经济的产生已是事实。Riese(2006)指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转型,虚拟经济对GDP的贡献不断提高,以美国为例,其金融资本逐渐由国际贸易逆差转向顺差,经济呈现去工业化趋势,货币的增加提高虚拟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奥村洋彦(2000)比较了中国与日本银行业、房地产的发展情况,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虚拟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上升趋势。


  2.1.3虚拟经济的财富价值


  另一种关于虚拟经济源泉的观点是,对财富的需求促进了虚拟经济的产生。马格努松(2001)指出重商主义将贵金属视作财富源泉,并鼓励国家进行顺差贸易。重农主义学派代表魁奈在《谷物说》中写道”土地生产物本身还不是财富,只有当它为人所必需和买卖时才是财富”。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和生产要素是财富的源泉。上述经典思想对财富源泉的认识,是依附于实体经济的,然而,虚拟经济同样可以产生价值与财富。由于对价值的追求,虚拟经济的产生是经过市场认可的。刘骏民(2002)表示,虚拟财富也是真实的财富,是市场经济承认的价值与价值增值,不是人们一厢情愿的,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进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体经济依托于物质形式,虚拟经济发展于物质,却得以脱离实体形式,更加具有流动性。刘晓欣(2005)指出资本积累的内容为价值形式表现的虚拟资本,资本积聚与增殖的形式特征是“以钱生钱”。所以,价值的产生过程并没有涉及到物质生产,虚拟经济内生性发展同样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因而取得不断的发展。


  2.2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


  目前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金融发展与整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论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基于货币数量论,构建货币、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模型,其中货币供求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集中领域,亦或从微观层面入手,采取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独立发展的原因。


  2.2.1金融发展与整体经济发展的关系


  国内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形成了共识,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但是,关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学界对此存在着分歧。Schumpeter(1911)认为银行识别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并为之提供资金以鼓励技术进步。Robinson(1952)则认为,经济发展中产生对金融的需求,金融系统只是对经济发展的自动调节与适应。Mohamed(2001)以实证方法分析了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也指出金融发展源于经济发展。卢峰、姚洋(2004)指出金融压抑的经济体中,私人投资的比重下降,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当大的负面作用。赵怡(2006)认为二战以来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的范畴越来越难以区分,因果关系尚无定论。综上所述,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无定论,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Goldsmith(1969)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选择金融机构资产占GDP的比重,作为判断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变量,其研究收集了35个主要国家、地区从1860年到1963年的经济数据,实证研究结果说明,金融活动和经济发展之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King和Levine的研究,建立在金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上,调整了Goldsmith的模型,增加了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收集了80个国家1960-1989的数据,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作用。


  上述实证研究仍然没有解决金融与经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是只是相关性的问题。Rajan和Zingales(1996)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降低了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同时表示金融的发展可能受前人模型中缺失变量的影响,比如家庭的消费、储蓄、投资偏好与倾向。Beck(2002)分别从法律与金融关系理论、禀赋理论,研究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的原因以及差异,并得出金融反作用于一国法制、经济的结论。Nicholas和Thaler(2002)则是从行为经济学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的原因以及其中不符合理性的现象。


  2.2.2关于资本市场、货币与实体经济的研究


  随着金融的发展,国外学者进行了对货币方程进行调整的研究,试图将资本市场(股市)、货币需求与实体经济三个因素进行连接。二十世纪初期,费雪提出了货币方程式——Mv=PY,庇古提出剑桥方程式——M=kPY。随着金融体系的日益完善,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而使得历史的货币需求函数不再适用于计算新的货币需求。Goldfield(1976)系统论述了这一“货币失踪”现象,对传统货币需求理论提出质疑。Cuthbertson和Taylor(1990)基于卢卡斯批判,验证了Goldfield的结论,调整了货币方程,将证券交易量等指标加入了货币方程式。


  经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2013银行钱荒,国内学者也逐渐将货币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联系在一起。刘骏民(2003)在货币方程中加入证券交易数据,解释货币失踪现象。伍超明(2004)构建货币、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模型,指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发展的原因,资本市场应进行体制改革以解决这种偏离性问题。刘金全(2004)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规模和活性上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发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无论是货币供给规模还是价格水平的波动,都存在着对实体经济规模和增长的正向作用和影响。王立荣(2009)研究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进而分析了金融危机产生的机制。成思危(2009)提出应用群体决策方法、数理金融学方法来分析虚拟经济。刘思峰(2011)引入种群生态系统理论,对广义视角下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做出研究。张磊(2012)分析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进而如何影响资本市场与经济发展。


  在研究方法上,学术界逐渐应用了更广泛、全面的计量方法。何宜庆(2004)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虚拟经济在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扩大了农业、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刘霞辉(2004)建立资源转换概率模型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曹源芳(2008)、吴德礼(2009)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分析,得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存在协整关系,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但虚拟经济对之的反作用并不明显。仲崇文(2011)运用M2、GDP与股票市值2002年1月——2010年4月的季度数据,采用ARDL方法,指出长期中,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互为因果,但短期内实体经济是股票市场产生的原因。


  2.3研究评述


  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对虚拟经济进行直接研究的文献较少。其主要贡献有:第一,指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为后来研究做出理论基础;第二,对古典二分法、货币理论的继承发展,是经济学理论更加系统与完善;第三,大量计量工具的引入,使实证研究更加具有说服力。然而,其主要不足之处在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衡量问题上,还应该更加规范。


  国内研究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继承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对虚拟经济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较为成熟的论述;第二,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一定的计量分析,对我国发展金融有很大借鉴意义;第三,对虚拟经济存在问题,如泡沫经济、通货膨胀等现象有一定的研究。然而,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研究仍然停留在宏观层面,对行业、产业政策的研究比较缺乏。


  第三章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


  3.1虚拟经济的概念与发展阶段


  3.1.1虚拟经济的概念


  虚拟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概念的确定上比较新颖,关于它的具体含义与内涵,国内外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一定分歧。总的来看,主流观点中对虚拟经济有三类解释。第一,一切呈现出“钱生钱”形式的经济循环运动;第二,虚拟经济涵盖全部金融活动,二者呈现母集与子集的关系,包括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的经济活动;第三,与实体经济相独立的,其他资本所进行的经济活动。


  上述三种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并不是完全相斥的关系,每一种解释对概念的侧重角度不同,金融市场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是国内外学者下定义时的焦点内容。本文认为,一方面,虚拟经济不能等同于金融活动;另一方面,虚拟经济也不能说包含金融的全部内容,随着金融创新的进行,一些金融活动是否应该简单归于虚拟经济有待商榷。


  本文对虚拟经济概念的已有研究有其赞同之处,首先,部分金融活动是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的;其次,虚拟经济中还包含金融活动之外的资本运动,比如房地产市场交易;再次,本文为了推进研究进程,更加认可对虚拟经济的第一种解释,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最后,研究虚拟经济的发展,应当首先考察虚拟资本,故本文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着手研究虚拟经济的起源与发展。


  3.1.2虚拟经济的起源


  马克思认为虚拟经济产生与虚拟资本关系密切,而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虚拟资本的研究是从生息资本入手的,生息资本是虚拟资本的前提。生息资本是以货币形式,从职能资本中独立出来的存在,信用制度的发展与成熟有进一步地促进了生息资本的借贷。总而言之,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研究是建立在货币与信用的基础上的。[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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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论》首先研究了商品和货币,进而分析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说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是资本实现增殖的基础。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与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属性。二者又同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对应。通过由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研究了货币的起源,而这个货币与实物商品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它是与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价值形式。马克思认为,货币出现之后,商品的交换过程就演化为商品流通公式“W—G—W”。这一过程还属于简单的商品经济形式,商品与货币只履行基本职能。


  但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改变了商品流通公式,即当资本家用一笔货币购买劳动和生产资料时,为了获取剩余价值,他所支付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这时商品流通就呈现为“G—W—G′”的形式,即资本流通的一般形式。其中,货币增殖的部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它为资本家提供了“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此外,由于货币增殖的出现(G′>G),使得流通中的货币改变了原有的形态,而是成为了资本形态的货币,即货币资本。[李晓西,杨琳.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J].财贸经济,2000(06):5-11.]资本家利用货币资本实现资本主义生产,这便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动力与保障。因此,货币资本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同时,为了实现货币增值,货币开始了虚拟化进程。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货币资本仅仅归属于一部分资本家,当其自有资本不足以购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再生产过程受到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然会遭到相应的抑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得以解决资本家的经营困难。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就由货币资本家贷给职能资本家进行经营,即银行为企业提供贷款,这就产生了的生息资本。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生息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了职能资本的积累,从而也就推动了经济资本的虚拟化。


  生息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不在于它具有价值,而在于它具有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贷给职能资本家使用能够产生利润。“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得到了额外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家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或者换一种说法,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378.]这样,生息资本的总运动形式“G—G′”就是一种特别的流通,因为它是贷放的,而不是永远出让,其起点是贷出的货币资本G,回归的则是连本带利的货币资本G′,起点也同样是它的复归点。这一运动形式显然不同于上述产业资本运动中通过商品交换的“G—W—G′”的流通公式,因为这一流通过程不需要作为商品的中介形式。此处的商品指的是实际生产的物品或是服务,但借贷活动还是依托于“货币——债务凭证”的交换形式,现实活动中表现为借贷双方的法律交易手续的结果,隐藏了中介环节。也就是说,作为资本贷放的货币,它作为货币预付时不是去购买商品,它作为商品预付时也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出售,生息资本既不是货币也不是商品,只是作为资本而存在。“这种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关系——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整体和统一体时,资本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上,资本就表现为会生出货币的货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386.]


  最后,马克思在研究生息资本时特别强调了这种借贷关系和简单商品买卖关系的诸多差异。在传统的商品交换中,买方支付货币从卖方处获得商品,商品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然而,在生息资本的借贷活动中,从外表来看只是贷出方让渡了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给借入方,除了债务凭证之外,借贷资本家没有收获。产业资本家得到这笔货币必须是作为资本使用的,这是生息资本存在的一个前提,这些货币对借入方来说也是资本,而且可以发挥创造平均利润(剩余价值)的职能。生息资本总运动中G′多于G的部分就来源于产业资本家经营活动中创造的平均利润,即利息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借入方为了得到货币资本的使用权而需要支付一定利息,但在马克思看来,利息并不是资本的价格。“一个价值额怎么能够在它本身的价格之外,在那个要用它本身的货币形式来表示的价格之外,还有一个价格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397.]利息若是作为价格,那它与商品价格的定义相悖,产生了矛盾。举例来说,A贷给B两万元,利息是两百元,如果利息是价格,那是否意味着两百元就可以支付那两万元可以实现的一切商品呢,显然不是。所以,归根结底要理解生息资本与利息,首先要明确借贷关系的性质,也正是生息资本的出现,培育了虚拟资本的萌芽。


  货币资本向生息资本,进而成为虚拟资本的过程中,信用制度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样,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信用与信用制度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因素。一方面,“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如果资本是用货币贷放的,那么,就会在还款额上加上百分之几,作为资本的报酬。”在这里,马克思引用了图克的观点,认为信用应当建立在对彼此的信任基础上,借贷资本到期时需要连本带息进行偿还,其中的利息部分就是利润,这部分利润虽然是在借贷活动下实现的,但仍然需要通过职能资本的活动来创造,是由被剥削的产业工人创造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生息资本运动形式的分析,可以认为信用作为一种价值运动,也具有不同的形式。与商品交换、流通不同,信用制度下的借贷活动只是货币资本使用价值的让渡,即使用权的让渡,并没有发生实质的产权交易活动。然而,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没有忽视这种使用权的交易,相反这种交易的发展不断丰富、发展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信用制度就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进而,随着信用制度的成熟与发展,借贷资本逐渐转化为一种凭证。信用制度下的借贷资本舍弃了作为现实资本的这一形式,资本的虚拟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货币资本也不再存在。


  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基础,即信用制度的虚拟化推进了虚拟经济活动的发展。马克思将虚拟资本看作为“收入的资本化”,接着,马克思论述了利息在虚拟资本定价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它没有成本作为参考依据,仅仅是对未来的预期。为了实现此类资本化的收入,虚拟资本反过来也表现为物的形式。各种有价证券以及之后发展的金融期货、金融期权等衍生品都是虚拟资本的依托形式。金融活动的普及与高利润对经济活动的虚拟化有重大意义,这也是学界部分研究不对二者加以区分的重要原因。“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券(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他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力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532.]在马克思看来,银行的经营活动是虚拟经济中的重要部分,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货币资本有银行资本家持有。然而,中国的银行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银行体系的,大型国有银行以及地方银行是否可以完全归于虚拟经济会在下面的章节研究。


  3.1.3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


  上一节对虚拟经济的起源进行了论述,在这一节中将系统地对其发展阶段作以归纳总结。


  第一阶段为货币的资本化。具体来说,这一阶段是指闲置货币转化为生息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流通,需要资本家雇佣劳动、购买生产资料、完成生产,最终商品进入流通环节才得以实现剩余价值。虚拟经济活动不同于这种实体经济活动,是一种“钱生钱”的模式。通过初期的个人间自发的借贷活动,借贷资本家将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让渡给产业资本家,最后以利息而不是收入的方式,实现利润。总之,在资本分配与需求不一致的情况下,借贷活动使货币有了新的作用,闲置货币成为了生息资本。


  第二阶段为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借贷活动的规模逐渐扩大,产生了新的需求点,银行业因此产生,一部分资本家成为了银行资本家。在这一阶段,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社会中的闲置货币借入,再放发贷款产生利息,并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可供购买的有价证券。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了银行是将债券看作商品的。“因为生息资本总的说来是各种颠倒错乱形式之母,所以,在银行家观念中,比如债券可以表现为商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528.]这时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体经济活动的人们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体经济活动的人们手中,并可以将分散在各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较大规模、收益较高的经济活动,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三阶段为有价证券的市场化。有价证券可以根据其预期的收益而自由买卖,从而产生了进行虚拟资本交易的金融市场,例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象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531.]。市场化不仅能使人们手中的有价证券可以随时变现,大大提高虚拟资本的流动性,还能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第四阶段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经济全球化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能在国际范围内引导资金向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可以大大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同时还形成了一种新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


  最后一个阶段为国际金融的集成化。即金融国际化对各国自身金融业发展的反作用,而且特别强调其中的负面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调整着各国的制度与政策。随着美元与黄金的脱钩,进而各国采取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金融创新的增强、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流量越来越大,从而使得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增大。


  3.2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的特征


  3.2.1复杂性


  虚拟经济并不是人类经济社会初始就产生的自然经济活动,是伴随着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而逐渐产生的经济活动。鉴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它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将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研究虚拟经济的复杂性。


  宏观角度,主要考察虚拟经济活动中定价的复杂性。以资本的借贷为例,利息和利息率的确定是借贷交易以及银行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商品与劳动力的价格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只考虑完全竞争市场)是由供需关系与资本主义内在规律进行调节的,也就是说,如果掌握了一项商品的供求关系,对其市场价格的判断是可行的。然而利息却不完全遵循这一竞争规律,毕竟它也不是价格,“自然利息率”很难计算,“在竞争不只是决定偏离和波动的场合,因而,在它们的互相起反作用的力量达到均衡而任何决定都停止的场合,那种需要决定的东西就是本身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531.]利率的确定加大了虚拟经济的复杂性,反之,也正是影响虚拟经济活动的因素繁多,(比如在空间上要考虑国际外汇,在时间上又存在诸多金融衍生品)即虚拟经济的复杂性又使利率更加难以确定。


  微观角度,主要涵盖个人投资者决策选择的复杂性。虽然微观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但事实往往并不遵循这一假设,在进行没有成本衡量的虚拟经济活动时,人的不理性行为表现的就更加明显,这也表现了虚拟经济的复杂性。Kahneman和Tversky(1979)提出前景理论,改进了效用函数,认为财富的增加和减少对效用函数的影响是非对称的,人是厌恶损失的。利用该理论是可以解释人们投资中的不理性现象的,比如阿莱悖论。RichardThaler(1980)提出的心理账户理论,同样解释了现实中人的不理性。个体投资者在认知、心理上的复杂性。一方面体现其面对虚拟经济不确定性的无规律,而一方面也加大了虚拟经济体系的复杂性。


  正是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复杂性,才使虚拟经济成为一项复杂的经济活动。


  3.2.2相对稳定性


  相对稳定性,也可以表述为介稳性,介稳性或介稳态原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虽然系统与平衡点相偏离,但却能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虚拟经济系统虽然偏离均衡状态,但还是可以凭借与其他经济活动的资金、物质流通,达到一种一定范围内相对稳定的状态。在研究这一点时,对其波动性着重于思考监管与预测的宏观层面,对其相对稳定的状态研究更多在技术分析与基本面分析的微观层面上。造成其介稳性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而这种内在不稳定性是由其虚拟性造成的(成思危1999)。这种虚拟性表现为资本的定价、货币虚拟化、正反馈效应。


  资本的定价问题是虚拟经济的一个关键问题,上文中的复杂性与相对稳定性一定程度也是由这个问题造成的。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三位一体公式中,资本——利润这一公式在虚拟经济中表现为资本与利息的关系,这里的利息是广义而非狭义的,不仅仅表示借贷关系中的利息,也涵盖了其他金融产品的收益。虚拟经济部门的价格形成则是由虚拟资本的未来收入流的资本化决定的,即通过对未来收入流的贴现形成价格,预期在其中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在经济过热和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有价证券的价格大相径庭,与实际价值有着不同方向且很大程度的偏离。而在经济平稳运行的情况下,虚拟资本的定价受诸多因素影响,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货币虚拟化指的是货币发行造成的流动性泛滥。“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是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147.]马克思所提出的纸币流通规律在金本位时代是完全适用的,然而,1971年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使各国货币的发行量的自主权更多归于各国政府,货币(纸币)失去黄金作为一项衡量标准,推进了虚拟化进程。而这种货币虚拟化的扩大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使虚拟经济活动的定价更加不稳定,更趋向于与实际价值的偏离,表现出介稳性。依据经验来看,虚拟经济中存在正反馈效应。以股票市场为例,投资者通常将这种效应称作“追涨杀跌”,当一只股票处于价格上涨趋势,大量个体投资者会进行投资,当股票价格处于剧烈下跌时,有有大量的抛售。虽然虚拟经济的资本定价不严格遵循供求规律,但供求关系的变化也对资本价格有反作用,这种正反馈效应带来的是价格与实际价值更大的偏离。


  3.2.3高风险性


  虚拟经济高风险性是由复杂性与介稳性造成的。风险广泛存在于各类经济活动中,预期收益与实际结果的偏差不可避免。但在产业资本发挥职能的实体经济活动中,商品流通规律发挥强作用,生产者与消费者对外在冲击有一定的止损措施,并且方法与方向也有一定的依据可循,相反,虚拟经济中的风险要更加难以认识与应对。一方面,由于资本定价的复杂性与介稳性,投资者即使借助相关的定价模型(比如CAPM模型)也很难判断其与实际价值的关系,一些上市公司的高市净率有多少是被高估的成分不易判断。另一方面,投资者本身心理上的非理性使其无法处理风险与损失。仍然以股票市场为例,股票价格下跌时,一些投资者更倾向于接受概念上的损失,而惧怕损失的实现,而不愿抛售股票,没有合理减少风险造成的损失,同样的现象与道理也适用于房地产市场。


  3.2.4依附性


  依附性指的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密切。一方面,虚拟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后者是前者产生的基础,实体经济需要资本的支持,虚拟经济活动也需要实体经济具备这种需求。另一方面,虽然说“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440.],抛弃了中介作用形式,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产业资本家从金融市场得到资金,进而用来购买生产资料、雇佣劳动,生产商品并进行销售,实现剩余价值(利润)。实体经济创造的资金仍然需要本金和利息的形式回流虚拟经济之中,这就完成了虚拟资本的循环。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依附性同样作用于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与复杂性。实体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风险,比如产品的过剩、企业经营上的困难,会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考察了1846年英国农作物歉收,引发了市场的恐慌情绪,进而导致英格兰银行提高了贴现率,一些银行倒闭,国债券与股票也在1847年的危机中贬值。同样,虚拟经济中的风险也会影响实体经济,随着经济发展,虚拟经济的地位愈发重要,把握好二者关系,强化监管是一项关键工作。


  3.2.5周期性


  经济活动遵循一定的周期,国内外经济学家从内因和外因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例如:Schumpeter提出的“创新理论”以及创造性的“毁灭”,对资本主义下各企业发展的动力做出了一定解释,即获取创新产生的超额的经济利润,随着其他竞争者进入高利润行业、引进新技术,任何超额利润在长期看终究是平均利润,于是便又产生了创新的需要。除此之外,“企业家精神”也在创新与经济周期的运行中发挥作用,宏观来看逐利的需求使创新成为必然,微观来看这也决定了具体哪一行业的那一企业成为先驱者。马克思对周期的研究,专注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机制与规律,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548.]


  虚拟经济的运行也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但是,这种周期性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促使虚拟经济从规模与质量达到新的发展阶段。


  3.3金融、电商与虚拟经济


  虽然,在上文的论述中,有的部分已经默认金融业,比如银行业与证券业,是属于虚拟经济的。但是,随着金融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金融创新的进行,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取得重要地位,是当代经济的核心活动。2018年我国股票市价总值434924.03亿元,相比1999年的26471.18亿元提升了1543.01%,2018年金融业对外投资净额为2171720万美元,占总额的15.18%。正是金融逐步上升的地位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新思考——金融到底是不是虚拟经济。有人认为金融本身不是虚拟经济,但“异化”的金融业是虚拟经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2)认为金融并非虚拟经济,其本质是服务业。尹宏祯(2003)认为股票是有价值的,股票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这一纸凭证上,而是它所代表的社会职能和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的服务。关于金融业是否是虚拟经济,本文一方面基于马克思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正面研究;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外部分学者研究的虚拟经济与电子商务相联系,由于英文中可以进行virtualeconomy与fictitiouseconomy的区分,但中文中二者均可以对应为虚拟经济,这便涉及到对虚拟经济的重新定义问题,这一章节中也将以此从侧面分析金融是否为虚拟经济。


  3.3.1金融是否为虚拟经济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由于实行资本管制,而免受影响。同样,由于资本市场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也主要是在外贸方面,2012年欧债危机的结果是阻碍了中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事实说明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家也逐步融入了全球金融体系。几十年间,国内学界对金融危机进行了大量研究,部分学者认为泡沫经济是由金融产生的,金融是虚拟经济。


  在考察金融是否是虚拟经济之前,应当明确的是,不应该将“虚拟经济”这一概念赋予任何价值判断。毕竟在一些人看来,“虚拟”就具有一定贬义色彩,比如经济的“脱实向虚”其实并不意味着一些企业转型发展虚拟经济就应被批判,虚拟经济当然是要鼓励发展的,这个现象的关键在于度的把握上。本文对虚拟经济的考察是建立在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的,那便再回顾一下马克思对其中“虚拟”的界定。虚拟资本是由信用制度下的借贷资本发展而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信用制度的固有二重性质做了评判——“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家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500.]不难看出,马克思对信用制度有尖锐犀利的批判。但是,马克思也认为信用制度下“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679.]同样是出自《资本论》第三卷的两段话,它们是否互相矛盾呢?在本文看来这并不矛盾,是对信用制度问题的不同方面的评价。信用制度固然是有其进步之处的,比如减少流通环节,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但是不可否认信用的存在加剧了要素禀赋分配不均衡的现象,甚至资本家内部的也产生了分化。做一个类比,中国科举制的出现的产生与不断发展一定程度提高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但其出现的历史背景是士族衰落,原有的九品中正制不足以为统治集团提供官员,出发点仍然是为了维护制度,所以科举的进步性并不妨碍我们抨击封建帝制的落后与腐朽。


  虽然马克思对信用的态度与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一致的,甚至更加激烈,但在虚拟资本的定义上,马克思还是客观严谨地沿袭了其劳动价值论地方法。《资本论》中引入利息与利息率地研究,正是为了说明虚拟资本的虚拟性体现在价值与价格难以确定。一些国内学者认为虚拟经济的虚拟性体现在其没有创造效用与使用价值,本文认为这种看法是表面而且片面的。首先,虚拟经济源于虚拟资本,其虚拟性本质上也是定价问题。其次,如果只以是否创造更增加人类使用价值的产品作为划分标准,那么商业资本家应该划分为实体还是虚拟呢?商业资本家同样不生产产品,不创造剩余价值,而是在流通环节中辅助实现了剩余价值。但是,一些非金融的服务业是归属于实体经济的,这其中的一些企业发挥着商业资本家的职能,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以是否生产产品作为判断的依据。最后,虚拟资本是否创造产品与服务还不能盖棺定论,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提供的辅助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所以,虚拟经济的虚拟性主要体现在价格上,一些人往往将之与泡沫经济相联系。泡沫经济是指经济过度膨胀引致的某种资产的价格迅速的膨胀;其形成过程为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价格上涨的预期吸引了大量新的买主,这些新买主一般只是想通过投机获取价差、牟取利润,而对所买卖的资产的实际使用价值或盈利能力不感兴趣;由于新买主的不断介入,价格节节攀升,形成泡沫经济现象;一旦价格上涨的预期发生逆转,价格暴跌,泡沫破裂,便引发支付危机并导致整个经济衰退。但是,实体经济中的产品也会产生经济泡沫,比如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这说明泡沫经济并不是虚拟经济的产物,任何商品在市场条件下价格都会与价值产生不同程度的偏离,只是虚拟经济活动中的金融资产流动性更强、交易频繁,这对监管的方法与规则提出了跟高的要求。


  国内外的传统观点认为金融是虚拟经济,具体来说也分为两类观点,一类认为金融完全属于虚拟经济,第二类认为金融中偏离实体经济的一部分经济活动属于虚拟经济。后者在无意之中对虚拟经济做了非褒义的价值判断,认为虚拟经济是不好的,现有研究采取这种观点的也占少数,本文在之前章节对虚拟资本理论的分析也是建立在第一类观点之上的。第二类观点之所以很少被使用,首先,金融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想从中准确地界定哪一部分偏离了实体经济十分困难;再者,金融中的每一种产品与服务都有与实体经济相偏离的可能性,最终得出的虚拟经济分类可能是与泡沫经济相类似的概念,不足以与实体经济并列存在;最后,第二类对虚拟经济的定义,需要对实体经济的明确划分,当今金融与其他经济活动也是一个整体,想确定实体经济也有其难度。所以,将金融活动整体作为虚拟经济的可取性在于,第一,具有理论依据性,马克思在考察虚拟资本时就是使用了英国的银行案例;第二,相对第二类观点更具客观性,抛去价值判断,有利于正确看待虚拟经济的发展;第三,具有一定建设性,这一定义下的虚拟经济足以和实体经济并列。第二类观点也有其可取之处,对金融如何偏离实体经济也是可以采取计量模型进行检验,而且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在文章中,对这种偏离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对应措施,本文在后边的章节也会对虚拟经济中国的一些现象作以分析,提出政策性建议。


  那么,认为金融不是虚拟经济的观点是否完全不成立呢?对这一问题本文尚不能给出明确的答复,而是对相关观点进行分析。之所以在金融与虚拟经济的范畴涵盖关系上存在模糊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虚拟经济系统自身的复杂性是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还可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对虚拟经济认识的障碍也来源于对实体经济的理解产生了分歧。刘金全(2004)认为,实体经济指人类的生产、服务、流通和消费活动。其中的“生产”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精神产品的生产,如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服务、精神产品属于实体经济,金融活动中也有金融服务业,比如银行的理财经理、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同样是提供服务获取佣金报酬,仅仅将金融看作虚拟经济仍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金融从业者与市场化条件下的教育工作者,都是依靠生产要素中的知识进行分配,如果二者存在虚实之分,那么问题的关键一定不在于其生产的外在形式上。虚拟资本的重要特性在于价格与价值的确定上,私人教学机构中教师提供的服务也是很难判断的,各个国家的教育升学体系也具有复杂性与高风险性,那么教育行业是否也可以划入虚拟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不会将重点放在研究教育业划分的合理与否上,毕竟现实中教育业的确是属于实体经济的。诚然,金融服务业在外在形式上采取了与其他服务业一致的形式,但这并不能动摇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其理论以及G-G′的流通形式建立在借贷资本与信用制度发展初期,货币资本家主要经营形式是贷放货币资本给产业资本家,并收取利息,从本质上说,金融业是虚拟的。用私人教育来类比金融,虽然是有其共同性,但教育也需要考量劳动环节之外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


  学界之所以在定义虚拟经济上只将目光定格于金融与房地产,除了理论依据之外,现实的情况发挥了巨大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房地产不仅是国民关心的大事,也联系着宏观经济的稳定性,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相关研究应运而生。而上文中的教育等服务业,虽然近年来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产值上也达到了一定规模,但是相对于金融来说,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较小,定价与价值在理论上也比较匮乏,现实中基本依靠市场规律与行业规则。此外,一些学者将对部分服务业的研究定义为广义虚拟经济和新实体经济,但还没有定论。所以在虚拟经济的研究中,已有研究将外延扩大至部分服务业的相对占少数,金融因其独特性与重要性而成为虚拟经济得研究焦点。


  3.3.2电子商务与虚拟经济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在我国的普及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网络购物体验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伴随着第三方支付等网络交易技术的日渐成熟,网络购物越越走进寻常百姓家,网络销售这种商家借助网络与消费者达成交易的商业模式得以逐渐发展成熟,网络销售市场迅速壮大,根据统计数据,2018年1-8月份网络销售市场规模达5.05万亿。


  在电商高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这一对关系有了新的指代。日常中,提到实体经济,人们联想到的是线下的门店,线上的店铺就被自然地认为是虚拟的了。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此处的实体和虚拟之分其实指的是实体店和线上店,并不是基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而延伸的虚拟经济,经济发展中需要警惕的“脱实向虚”指的也不是线上与线下的问题。2017年3月19日的人民日报认为,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企业是新实体经济,不是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促进发展。但是,将信息化的网络经济归为广义的虚拟经济,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更是强化了网络经济也是虚拟经济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看,马云的电商或网商就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了(李佐军2017)。诚然,电商作为一种销售渠道降低了线下交易中的许多成本,价格与商品种类的优势促进了商品流通,对于同一家企业而言线上交易分担了销量的一部分,冲击了线下实体店。这种对实体店的冲击不知是由于电商的繁荣,也有其自身经营的问题。和日本做对比,其实体店仍然尤其生命力。归根到底,原因在于,现阶段消费水平提高,实体店对消费者不能仅仅执行交易流通职能,其提供的服务以及其他附加值是新时代下实体店的竞争力。出电商之外,实体店也遭受出境旅游的冲击,根据《2018年中国跨境旅行消费报告》显示,中国出境旅游中,人均消费居世界第一,高端游客在所有出境旅客约占20%,却惊人地贡献了超过八成的总境外消费额。不难看出,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中国人更青睐境外的实体消费,国内的市场又被淘宝、京东、拼多多掌握,所以我国实体店发展充满了挑战,但也有机遇。


  上文中已经表示电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虚拟经济,可以看作实体经济,这是建立在电商平台履行了其辅助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虽然电商与实体不应有主体与客体的区别,然而作为销售渠道,如果发生“异化”而牵制了实体经济发展,那也是不可取的。学界对电商时代的“异化问题”主要研究的是消费异化,这是对电商节现象的考察,目的在于呼吁理性消费。但是,在本文看来,电商节即使产生了不必要的消费,那也仍然是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并不能使电商虚拟经济相统一。现实中更应当关注的是,仅仅为了做平台而创立电商平台的行为。电商设立的初衷应当是减少流通环节、整合数据以服务商家与消费者,如果平台的设立仅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品牌价值而进一步提高市值,其实质是为了获取资本市场的收益,而没有起到应有的辅助作用。这种类型的平台是应当批判的,一方面其对需求的扭曲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另一方面,其目的就在于得到一个很大程度偏离自身价值的价格,利用虚拟经济的最大弊端来获利,这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投机行为。所以,电商虽然不是传统的虚拟经济,但是随着其经济规模与经济地位的提升,也是有产生泡沫经济的可能性的,在监管与引导上需要更多的投入。


  第四章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4.1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理论联系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范畴,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目的是为实体经济做辅助工作,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则虚拟经济将无从谈起,即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虚拟经济是第二性的。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的正常运转,都无法离开金融活动的,落后的虚拟经济会成为快速发展的实体经济的障碍。同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是内在的,不只是通过对现实经济运行情况的科学总结,下面将分析相关理论。


  4.1.1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


  上文中对虚拟经济产生与特点的研究是基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故在此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研究也将回归本质,运用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方式,在此,探讨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关系。


  《资本论》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一章中,考察了作为借贷资本的货币资本的积累与不足,是如何反映现实资本的积累与不足,认为这一组关系是信用制度中的一个难题。马克思再次细化了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的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货币资本直接转化为借贷资本;第二种是资本首先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对第一种形式,并不强调现实资本的积累与不足对借贷资本的影响,其侧重点在于以银行券为代表的“流动性资本”在通货中的作用机制,但借贷资本与流通资本在量上是不同的。第二种形式在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的过程中加入了资本向货币的转化,是与现实资本积累相联系的过程。


  面对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关系的问题,马克思首先研究了商业信用中的情况,商业信用是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基础,也是除了银行信用之外的主要信用形式。商业信用中的汇票不是货币资本其本身,而是一种纸质副本,此外,在纯粹商业信用的循环中,可以存在多组借贷关系,比如A向B兑付汇票,B向C兑付汇票。这些债权关系的清楚依赖的是资本的回流,也可以使用货币偿还。这种资本的回流在时间上会产生一定的延迟,面对延迟产业资本家需要具有一定的准备资本,这也是商业信用的界限的表现内容。单独考察商业信用,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变化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在这里,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一个东西;贷出的资本就是商品资本,不用于最后的个人消费的,就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545.]商业信用中的货币资本充分发挥商品的使用价值,信用是“商品形态变化的中介”,起中介作用表现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信用促进了产业资本的转移运动,因而串联了不同生产部门,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对商业资本家来说,信用推进商品的转移,最终转化为货币或者其他商品。总之,在商业信用中,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与资本回流紧密相连,“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547.]


  再考虑信用制度中加入了银行信用的情况。由于银行发挥了其本身的职能,纯粹的商业信用循环被打破,产业资本家不再需要一定的准备金,债权关系的抵消也不再依赖于现实资本的回流。对借贷资本的积累与现实资本的积累的关系,马克思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分析的。经济危机时期,生产紧缩,货币资本没有合适的投资领域,这时的货币资本利率往往是很低的,宏观来看呈现出借贷资本的大量闲置与现实资本的紧缩的情形,“这种低微的利息率无非是表明:借贷资本的增加,正是由于产业资本的收缩和萎靡不振造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549.]同理,经济过热时,产业资本大量资本,借贷资本却由于高利率而相对紧缺,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仍处于相反的位置。换言之,在银行信用下,只有少数时期才会呈现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变化方向的一致性,马克思认为只有两个阶段符合这一要求,一个是利率高于最低限度,但仍然维持低位,另一个是利率达到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的中位点。


  现阶段的信用制度,与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时代作比较,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从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引申出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资本的虚拟与现实是否与经济活动的虚拟与实体一一对应也有分歧。下文将从古典二分法与货币中性的角度,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


  4.1.2古典二分法与货币中性


  对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联性的研究,古典二分法也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古典二分法认为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两分的,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当经济系统的实际变量达到均衡以后,即使所有名义变量发生相同尺度的变化,也不能影响经济系统所有实际变量的原有均衡状态。


  古典二分法的研究建立在市场出清、信息完全和价格灵活调整等基本假设之上,即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形。古典二分法还要求基本市场类型是可分的,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出清能力和条件满足萨伊定律,社会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这四个基本市场中的任意三个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时,所剩的一个市场也将同时达到出清状态,其原因是价格、利率和工资等名义变量能够灵活调整,调整过程不存在任何粘性和障碍。当市场处于信息完全和对称状态时,实际工资、实际货币余额和实际利率的实际均衡仅由三个市场的出清条件就可以确定下来。如果古典二分法成立,那么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将是完全独立和不相关的,此时虚拟经济规模的变化对实体经济规模没有任何影响。在古典二分情形下,一定会维持一系列的稳定状态,在这种和情况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从长期来看是无效的。本文反复强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互相联系,应作为整体分析,而古典二分法的分割实际上也是对经济中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划分,这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角度不同,故并不赞同通过古典二分法而得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无关的结论。


  一些学者使用货币中性理论解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所谓货币变量中性是指经济系统中名义货币存量的变化对实际经济变量的均衡没有影响,货币存量的名义值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鉴于其他变量在长期或是短期内得以变化,最终并没有改变经济中某一变量的实际值。货币存量的变化可能短期内能产生一定的实际作用,但是随着各种预期的完全调整,经济当中的实际均衡最终能够得以恢复,此时货币仅仅作为虚拟经济形态的面纱和符号,对社会福利水平也没有长期影响;同时,货币变量超中性是指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对经济中的实际均衡没有影响。货币变量超中性侧重增长速度对实际值的影响,虽然短期内实际产出增长率可能会出现暂时调整,但随着通货膨胀率的提高,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改变还是无法影响实际利率,经济系统的实际均衡无法产生持久移动。无论是货币变量中性还是超中性,都与经济变量作用的时间长短有关,都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关联方式的体现。如果货币变量中性成立,那么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在规模上就将出现完全的脱节,货币的变化只起到暂时的作用,而实际的经济产出与就业并没有受到影响;如果货币变量超中性成立,那么任何货币供给的加速或者减速变化,只能形成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而实际产出的均衡状态仍然无法受到影响,货币供给增加的情形对经济滞胀可以进行解释,此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活性上也没有长期关联。综上,古典二分法与货币中性理论是否成立,需要经济在长期中经历检验,然而现今社会经济模式发展之快,从长期来看经济绝不是简单的量的增长的线性模式,新供给与新需求的出现在动态地改变实际均衡,所以不能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完全区分以进行研究


  4.2虚拟经济作用于实体经济的表现


  上文在理论层面分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联系,也提到了虚拟经济在减少流通环节,服务实体经济时可以发挥作用,但由于虚拟资本自身的特性,一些虚拟经济活动也容易催生经济泡沫。下文将进一步结合实际经济情况,分析虚拟经济如何影响实体经济。


  4.2.1影响的积极方面


  虚拟经济产生的目的初期便是为了服务、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故本文将先对其积极作用加以研究。


  首先,促进资本集中,优化资源配置、融通资金是虚拟经济的基础性职能,无论是商业银行的贷款,还是信用制度下股份公司的设立与证券的流动,都对实体经济起到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马克思如此评价股份公司“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以前曾是政府企业的那些企业,变成了社会的企业”[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493]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强调了股票、债券将大量闲置资金集中到实体经济中,因为投资者受到了虚拟经济中的高收益性吸引,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得到了满足;后一半部分可以与国企的上市相联系,国企上市受社会监督,可以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为人民负责,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有资产流失,提升经济效率。国有企业和公有制的问题是我国改革中的重要部分,其自生性与政策性负担也是研究的焦点。取消政策性负担,国家不再对国有企业经营失败负责就可以给国有企业强加硬预算约束(林毅夫1998)。而虚拟经济活动则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为国企改革助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活动从规模和种类上都有了大幅提升,虚拟经济活动在全球经济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也便可以为全世界的实体经济活动提供多层次、更为全面的融资服务,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其次,分散经营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虚拟经济活动为实体经济分散风险的具体表现是:第一,资本市场提供了多样的金融产品,运用投资组合理论配置适合投资者的资产可以降低非系统性风险。期货和期权虽然在实际交易中,一些投资者运用高杠杆将之视为一种高风险和高回报的投机活动,但是其设立的初始目的也是为了转移风险与套期保值。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将会产生更多为实体经济部门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第二,金融市场资本的高流动性有助于风险资产向相对低风险的资产进行转化。现今一些企业使用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模式,发行的债券属于3A的最高信用评级,多样化的投资与可预期的现金流降低了风险。此外,虚拟资本的高流动性加快了经济运行中货币的流转与结算,减少了市场交易中的谈判、协商、签约环节以及其所需要的成本,因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实体经济的效率。


  再次,使信息更加充分,降低道德风险。其实,更加充分的市场信息并不是虚拟经济活动的贡献,而是金融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由于虚拟经济中的复杂性与高流动性,公开、及时的信息对投资者的决策显得更加重要。具体来说,第一,虽然在虚拟经济活动中价格与价值的规律不能完全发挥作用,但金融产品的价格也可以反应一定的稀缺程度,有利于金融产品有效配置。金融产品在实体经济中也有相对应的纸质副本和物质媒介,所以其价格变化也可以间接反映实体经济运行状况,有助于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第二,经济活动中大量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现象,然而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对实体行业的市场化分析逐渐产生,比如证券公司的研究所需要专业人才对各行各业进行分析,基于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判断虚拟经济的走势,另一方面通过虚拟经济的历史数据也可以预测实体经济未来的发展。这种对信息的披露与分析,在虚拟经济产生之前是不存在的,个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了解每一个行业,但在虚拟经济高度发展的现在,对宏观信息的掌握是可行的,实体经济也可以凭借这一优势更好地配置资源、做战略决策。


  最后,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投资与消费,带动实体经济增长。财富效应是指:基于随着股价上升,人们的财富与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前提假设,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人们的财富增加,那么其消费也会提高。李振明(2001)利用1980-1994的中国经济数据,采取计量回归的方法,得出中国存在财富效应,但效果低于美国,股票对经济的刺激不明显的结论。相对于美国,中国股市还不发达,流通市值较低,居民投资股票规模也较小,主要依靠机构投资者。房地产投资对中国投资者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资产,发挥了一部分财富效应,但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将房地产投资作为我国居民刺激内需的主要手段是不合时宜的。财富效应带来的消费增长不只是对原有行业的纵向提升,也促进了新行业的产生,增加新的消费点。虚拟资本由于其高流动性,可以使许多实体行业得到供其发展需要的资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大量资本流入新基建。相信随着未来智慧城市、5G的成熟发展会创造更多新的需求点,拉动实体经济发展。这里是否遵循萨伊定律尚无定论,但本文认为是供给使潜在的需求成为现实。


  4.2.2影响的消极方面


  上文探究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但是凡事都有利与弊两个方面,虚拟经济同样会带来负面作用,前人的研究对消极影响的关注度也高于积极影响。需要强调的是,上文所言的积极影响都是建立在虚拟经济正常健康发展的情况下,消极影响则是建立在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或是发生扭曲的情况下。


  过度发展的虚拟经济破坏信用制度。信用是虚拟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现代经济的中心环节。正常运行的虚拟经济应该是可以起到改善信用制度发展的作用的,然而过度扩张的虚拟经济以及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对原有信用体系会造成很大的破坏,进而动摇实体经济的根基。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各国货币的发行完全掌握在中央银行手中,如果没有正确判断经济情况并作出合理预期,发行的信用货币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现阶段的资本市场已经可以反映实体经济中的很多信息,信用的贬值会破坏一切现有关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扭曲发展同样会冲击信用制度,商业银行通过存款与贷款的方式大量创造信用,可能造成大部分贷款无法收回,坏账率提高,银行信用下降,实体经济也受到损失。投行尽职调查工作的失位,有可能导致资本集中的扭曲,一方面损害投资者利益,更严重的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影响实体经济发展。


  过度扩张的虚拟经济容易导致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虽然泡沫经济的产生与虚拟经济的发展并非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但是,资本市场会产生泡沫,从根本上说与进入资本市场的虚拟资本的价值决定机制相关。上文重点研究了马克思对虚拟资本价值的相关观点,利息率的决定缺少客观的物质基础,虚拟资本价格的膨胀促进了泡沫经济的产生。从证券市场来看,在信用关系高度膨胀的情况下,虚拟经济极有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而大规模发展,当虚拟经济的单独扩张超过实体经济可以支持的度时,会形成泡沫经济,严重威胁实体经济,甚至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泡沫经济的破灭首先打击的是金融业。金融市场上各种有价证券价格下跌,货币贬值,金融机构因资金周转困难而破产或倒闭,导致金融危机爆发。危机的爆发会迅速影响整个经济。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紧密相连,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就会逐步蔓延,对世界经济安全造成巨大破坏。


  过度的投机行为阻碍实体发展。投机行为的出现与虚拟资本的固有特性息息相关,价格与价值的偏离相对实体经济来说,范围幅度更大。现实交易中,对投机与投资的区分是相对模糊的,然而做二者概念上的区分对资本市场运作是有帮助的。在英文中,投机(Speculating)的意思是在事实不充分的情况下“揣度未来”。在金融领域里,它指的是根据对价格变化的猜测,通过买进或卖出的证券或资产而获利的活动。马克思曾说:“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530]投机行为中的高频交易,使信用膨胀,也影响了价格的偏离程度,如果投机行为控制在正常范围内,那虚拟经济体系仍然可以正常运转。市场上过多的投机行为一方面足以破坏信用制度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它也是经济情况出现问题的一个信号。具体是因为资本大量转化为虚拟资本,在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中反复循环而导致实体经济资金不足,还是因为实体经济本身需求不足而导致资本流入虚拟经济领域尚无定论。毕竟资本具有逐利性,资本持有者认为虚拟经济利润率高于实体经济,在可接受风险的前提下,势必造成实体经济发展不足的问题。


  虚拟经济与帝国主义。虚拟经济与帝国主义的发展是相伴相生的,虽然如今的资本市场与马克思、列宁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资关系的缓和、普惠金融的发展,但这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只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M],人民出版社,1990,142.]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判断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世界经济,虚拟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其高流动性,使金融寡头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联合起来。“资本主义早已造就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这些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列宁全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0,82,575.]具体来说,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瓦解,但美元仍在外汇中具有相对优势,美元的霸权地位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正是由于虚拟经济的不断发展,才使得这些西方国家能在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新时代,还能够从发展中国家剥削剩余价值。再加上,虚拟经济活动影响着实体经济的方方面面,也促进了其他产业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比如,在教育和人才领域,通过价值观与物质条件的共同作用,发达国家大力招收发展中国家留学生,实际把其各大高校变为其人才培养基地,这也是变相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


  4.3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新特点


  4.3.1虚拟经济变革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布局


  虽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密切,而且二者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但是虚拟经济活动在经济运行中还是得以保持相对独立的领域。伴随着信用制度与金融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方式与就业的配置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经济对物质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下降,而对虚拟资本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虚拟经济规模也不断提高。


  虚拟经济规模大于实体经济,在现代经济中取得核心地位,不仅表现在自身对经济的直接贡献,也体现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甚至是实现变革。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技术创新能不能源源不断地发生,如果金融部门没有效率,那么技术创新也没有效率,没有现代化的金融部门,就没有现代化的经济(林毅夫2018)。以金融与教育业的关系为例,虽然上文对教育是否是实体经济做了讨论,但在此仍然将其视为实体经济。教育无论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还是作为一项市场化的产业,都是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作为现代经济中十分活跃的部分,金融对教育的影响是重大的。由于金融业具有更高的利润率,且市场对劳动力的容量也相对大,劳动者对金融岗位的需求始终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而在我国,就业与教育相互联系,金融业的繁荣一方面导致高校广泛设立金融类专业的,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以辅导金融类考试为主营业务的市场化教育机构。不仅限于教育行业,虚拟经济活动的发展影响着实体经济的每个方面,不同行业都因之而产生了新的增长点,变革了经济增长方式。


  2018年第三产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率为61.5%,而金融与房地产在其中有占据了重要的比重。产业比重向第三产业转移是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虽然在资本市场起主要作用的是机构投资者,但是个体投资者对金融认识的提高,也对金融业与资本市场的成熟发展起到推进作用。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用于食物的消费比重不断下降,和食物一样的其他消费品的比重也会下降,而具备投资意识并逐渐提高投资在家庭支出的比重,是现代家庭的一个特点。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虚拟经济的扩张效果被放大了,投资者有了更多可供选择的产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虚拟经济的发展可以改变产业布局,而且由于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与资本自身的逐利性,产业调整呈现高度动态化的特征,这就对信息与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虚拟经济对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布局的改变,目前仅仅考察了其积极的一面,其消极性必然也是存在的,由于虚拟经济活动中的资本注入而创造的扭曲需求与增长点,是对资源的不合理运用。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流量明星的高价薪资与其创造价值是否匹配的问题。关于艺术品的价值与虚拟经济活动属于两个研究范畴,但是不能否定的是,这种现象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而更加显著了(虽然网络等其他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中给予了艺术家一定的价值特权,“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就是艺术劳动者创作体现着他的个性特点的艺术产品时的个别劳动的具体形式(吴小莲2001)。传统商品价值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在艺术品上,这个社会劳动时间表现为其个体的劳动时间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艺术作品没有市场化,没有金融资本的扶持,艺术工作者的薪资处于低位。而现今在一些艺术领域中却呈现了,所得与所创造不匹配的情况,国家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平常说的明星背后资本的力量,其本质是信用的作用,投资方将艺术工作者视作人格化的虚拟资本,利润率也是无法严格遵循价值规律的。其结果是,一方面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实体经济没有满足需求,另一方面,人们群众的文化需求也没有充分实现,是某种意义上的资源浪费,其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层面的问题还需要跨部门合作,进行额外的投入。所以。虚拟资本在变革经济增长方式,创造增长点时也会衍生出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不能简单的用经济学中投入产出、效用最大化这些模式去思考的,需要从法治道德方面多做研究。


  4.3.2虚拟经济活动在社会定价体系中的地位


  虚拟经济的定价方式与实体经济存在很大不同,其介稳性虽然意味着价格的一定波动与高风险性,但是扭曲的价格必定会破坏实体经济,现今经济得以相对平稳运行,那就说明虚拟经济中的定价有其合理性。既然在虚拟经济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完全适用,那么虚拟资本的定价便需要其它经济理论或是经济行为的支撑,本文认为是价格发现的过程在发挥作用。Schroeder(1997)指出“价格发现(PriceDiscovery)是指买卖双方在给定的时间和地方对一种商品的质量和数量达成交易价格的过程,它涉及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信息、期货市场和风险管理。价格发现并不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价格决定(PriceDetermination)。”从本质来看,价格发现需要考虑的因素高于价格决定(后者在简单模型中只涉及供给与需求),但是二者的直接目的是类似的,都是得到标的物的公允价格。价格发现作为专业术语往往应用在衍生品市场,但其实也适用于其他虚拟经济活动,因为它们都是在信用制度下的高流动性、高风险复杂经济活动。价格发现是一项自发的活动,即使参与者不具备经济学知识,出于其交易与投资的需要,也会与其他交易者进行价格发现过程,虽然是朴素的而不是科学的。虚拟经济的价格发现一方面促进了资本定价,另一方面既有价格也向其他投资者提供了市场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更多的资本注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价格发现过程,虚拟经济的定价体系实现了完备的循环。


  虚拟经济的定价体系可以为相关商品提供交易信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成熟,在虚拟经济的定价体系下,价格可以相对准确衡量各项产品的供求关系,同时金融产品在实体经济中相对应的商品价格也受之影响。从积极作用来看,实体经济商品价格严重偏离时,虚拟经济中的对应产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偏离。马克思认为“对商品的需求提高商品的价格,而不管是需求超过了平均水平,还是供给低于平均水平。”[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2018,581.]相反,消极作用则是虚拟经济的波动与危机也会传递到实体经济中,破坏实体经济的价格体系。


  最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共同构成当今的社会定价体系。关于社会定价体系,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本文侧重研究的价格信息对经济运行情况的反映情况。虚拟经济在经济中地位的提高也体现在社会定价体系之中,前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中都侧重研究虚拟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但是,结合现在的经济情况,实体经济的相对独立程度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现今主要经济体的股指、汇率、大宗商品的变化对投资者情绪以及各国央行政策的影响是显著的,这表现出虚拟经济价格对反映经济情况的重要作用。实体经济中的传统指标,比如发电量则显得相对没有那么重要。值得肯定的是,现今全球经济紧密相连,而虚拟经济在各主要经济体中又占据了核心地位,所以虚拟经济的定价与反馈发挥着关键作用。另一方面,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低,并不是要否定实体经济的价格体系。发电量、燃煤使用量等指标主要应用在研究行业、预测宏观经济、提出政策建议上,虽然一般不为大众与媒体所关注,但这些指标在反映经济时,起到的是背后的支撑作用,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不能只看股票市场。因为虚拟经济价格体系比较容易受到泡沫、心理情绪的影响,此外短期流动性的变化对股指产生的影响并不代表实体经济的增长,实体经济中的指标可以起到检验经济增长是否虚假的作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价格体系共同构成了现今复杂的社会定价体系,对经济起到重要作用。


  4.3.3心理因素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中发挥作用


  对心理因素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对虚拟经济的消极作用。因为,一方面虚拟经济由于其复杂性与高流动性,心理因素能够更为广泛地发挥作用,而心理因素在实体经济中的影响运用一般的供求关系便可以得到解释。另一方面,至于为何只谈消极作用,即使是由于心理因素带来的经济表面的增长,比如受受事件驱动带来的股价上升,这种繁荣是短暂的,基本面情况没有本质变化,就不可能推动经济在长期内持续增长。而心理因素所导致的经济下行则可以引起更多的关注,心理因素影响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预期,虽然没有在实质上破坏经济结构,却可能暴露出经济中供需层面的实质性问题,这种暂时的萧条有时也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考察心理因素的消极作用是比赞扬其积极作用更加有意义的,人们的心理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不确定的范畴,依靠引导群体的信心而维持经济繁荣首先是不可行的,二来对社会与经济也没有益处。随着时代发展,经济学不断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不可否认经济学中需要运用心理学的知识,也有很多学者在行为经济学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是有严谨的理论与模型作为支撑的,切不可用群体心理学的方法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虽然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定义不同,但那种同样是依靠不确定性的经济活动更加具有“虚拟性”。


  心理因素的作用是随着商业经济发展而显现的,在虚拟经济出现之后表现的更加突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生产力落后,生产方式相对简单,主要经济活动及其产品的价值对实物的依附性较大。这一时期的人们在经济上的心理相对稳定,在农业社会的中国,以价差为目的的交单商品贸易活动时被定义为投机行为的,这表现出经济结构的单调,缺乏多样性,由于第一产业占很大的比重,对于农业生产相关的外在因素的预期,如旱涝灾害,是心理因素在经济中的主要表现。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人们进行的交易与所拥有的财富也采取了虚拟资产的形式,个人行为逐渐偏向于理财投资,那么心理因素的作用就得以表现。


  个人心理对经济的影响是广泛存在的,社会心理不是个人心理的简单叠加,是经济活动各参与者的有机组合。莫斯科维奇认为个体在单独的情况下往往是理性而冷静的,但是一旦结成了群体就趋向于疯狂。这也是为什么现今资本市场上的情绪很容易传播的原因,一旦达成了市场一致预期,那对行业与宏观经济形势的冷静分析就不能完全发挥作用了。在互联网时代,心理因素的传播更加便捷,充足的信息本来是可以解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然而反作用是投资者对信息甄别的难度提升了,不利信息对市场的影响速度得到了提升,这提高了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以2020年3月美股熔断为例,正是由于疫情消息对市场情绪的影响,使经济中固有的问题放大了,这在虚拟经济发展初期是很低概率的事件。本文认为心理因素在经济活动起的仍然是催化剂的作用,并非根本原因。掩盖影响市场情绪的信息是不可为之事,而且是同样充满不确定性的举措,要正确看待心理的作用,其本质还是要客观的分析经济社会本身。最后,研究心理因素有时又是和道德伦理相联系的,但在做研究时,本文仅关注心理与合法的虚拟经济活动,至于其是否符合道德需要其他学科进行研究,因为资本全球化并没有依靠道德文化的全球化,虚拟经济活动遵从的是契约与法律,保护投资者权益应是各国政府的职责。


  第五章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上文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研究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提出了现今虚拟经济活动中一些具有相对一般性的问题,下文将具体研究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规模使其具有研究意义,我国从效仿苏联经济模式,再到改革开放走市场化道路,再逐渐与世界经济体系紧密相连,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未来的发展潜力也十分巨大。另一方面,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意味着虚拟经济在中国也具有特殊性,虚拟经济不断发展,产业比重逐渐提高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中国虚拟经济中的问题的特殊性也应从两个角度看待,第一是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独特问题,或是一般问题的特殊表现;第二是我国虚拟经济中出现了其他国家也出现过的问题,但是由于其他因素的差异而需要采取特别的解决措施。其中经济泡沫、信用体系滞后、资本市场的制度结构是我国虚拟经济的主要问题。


  5.1经济泡沫问题


  5.1.1经济泡沫、泡沫经济与虚拟经济


  之前的章节中表示泡沫经和济虚拟经济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实体经济也会引起泡沫经济,但由于在高流动性、交易高频的虚拟经济体系中泡沫经济的存在更为广泛,所以具有将二者相互联系的必要。对于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泡沫经济一直以来也是讨论的热点问题。部分学者对泡沫经济的问题主要研究的案例是荷兰郁金香泡沫、日本泡沫经济、亚洲金融海啸等国外事件,对我国的情况更多是给予监管方面的建议,以避免陷入同样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适用于我国市场化经济初期的,资本市场与房地市场发展尚不成熟,从国外吸取经验教训。然而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内,我国虚拟经济也取得了重大发展,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增长的高峰,至今仍然维持高位;股票市场在发展中也有与实际价值偏离的成分,现今科创板的设立也给未来的资本定价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可以说,经济泡沫是存在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二者也是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我国虚拟经济发展之中,出现了经济泡沫问题。


  泡沫经济与经济泡沫断然不同,判断中国虚拟经济中价格问题的性质是首要工作。金德尔伯格对泡沫经济的定义是:“一种资产或一系列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急剧上涨,初始的价格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者——这些人一般是以买卖资产牟利的投机者,而对资产的使用及其盈利能力并不感兴趣,随着价格的上涨,继而出现预期的逆转和价格的暴跌,由此通常导致金融危机。”经济泡沫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均衡现象,具体表现为上下起伏的经济周期。其与泡沫经济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经济泡沫在市场机制下在长期之中是可以解决的,而泡沫经济则不行。厉以宁(2005)认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不是泡沫经济,主要是结构问题,是供求决定的,政府也具有一定自主权。通常所指的泡沫是实际价格高于内在价值的情况,相反的情况属于负泡沫,但在A股市场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所以不做考量。这也是为什么经济泡沫被认为是经济过热时期的现象,单方向的泡沫符合经济周期,默认泡沫随着萧条的出现而逐渐消失。所以,对泡沫是否可以与通胀紧缩并存、泡沫的消失机制的研究时比较匮乏的。从时间维度来看,泡沫经济更符合长期的概念,而经济泡沫则是相对短期内的现象。如果经济泡沫不得到重视,进一步的膨胀,最终也会破坏供需关系,从而导致泡沫经济,破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因此,解决经济泡沫也不能只通过市场机制,我国的宏观调控对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平稳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界在研究泡沫经济与经济泡沫的成因时,一方面需要从宏观经济本身考察经济体供需方面的不均衡。另一方面,在研究微观的交易层面时,涉及到投机的因素。虚拟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辅助实体经济的,但这一行为本身并不符合个人的理性,借贷资本家的生产活动一种为了实现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利他行为。现在的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所研究的银行信用时代有很大不同,在实际情况中,投机行为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他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需要一定的传递过程的。对经济泡沫影响更大的是一些“庄家”的引导资金流动的行为,也是监管上需要严打的对象,因为价格操纵行为的目的与结果是一致的,即为了价格与实际价值的严重偏离以攫取利润。


  总之,我国虚拟经济中存在的是经济泡沫而不是泡沫经济,下文将对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泡沫进行考察,其中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问题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相联系。


  5.1.2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泡沫


  一部份学者对经济泡沫的数量做了实证研究,这一工作类似于对虚拟经济的一种定义——虚拟经济中偏离实体经济的部分。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是虚拟经济实证分析中的一个难点,主要有三种思路,第一种是,从泡沫的定义即从资产的基础值(或称理论值)出发,通过比较资产实际价格同理论价值的差异来度量泡沫程度,可以称之为基础值测度法;第二种基于定义,认为实体资本是虚拟资本的基础,通过对虚拟资本偏离实体资本价值的程度来度量泡沫,称之为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比较法;第三种是从动态的角度,测度泡沫的变化速度,即泡沫膨胀速度法。其中基础值测度发更多地为人所应用,具体操作过程中是建立在现金流贴现的逻辑之上,并且以十年期国债利率作为贴现率,进而得出虚拟资本的理论值。然而,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经济泡沫的量化都是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因为它们都需要建立在各自的对虚拟经济与经济泡沫的定义上,前提假设的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本文并不是要否定已有的实证研究的意义,只是不执著于泡沫的绝对量或相对量,它们的建设性在于检验了经济泡沫是否存在于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比如徐爱农(2007)基于1993-2003的A股数据验证了经济泡沫的存在。所以本文对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上的泡沫运用理论与事实相结合的方法,而不进行实证分析。


  中国股票市场存在泡沫,一方面的原因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相通的,另一方面是由中国金融制度的特殊性造成的。中国的金融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由政府陆续恢复和新建的。近代社会,特别是民国时期中国的金融制度进入了雏形阶段,但国民政府末期经济的崩盘,再加上政治安全的考量,建国初期市场化的金融制度被国家财政体制取缔。所以,中国与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作为生产社会化推动资本社会化和风险社会化产物不同的是,中国股票市场是政府行为与政策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制度供给不足、制度安排缺陷以及市场主体不成熟导致中国股票市场价格频繁、剧烈波动,股票价格大幅偏离内在价值,长期处于严重的泡沫化状态,股票市场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制度供给不足是A股市场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但这种制度设计的滞后性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有的变换。


  研究中国股市中的泡沫还应当从表现与指标的方面入手。股市泡沫的表现在于,首先股市中的投机行为促进了泡沫的增长,之前章节中认为投机与投资的界限是模糊的,更多的是理论层面的划分。同时投机行为也是符合具有一定风险喜好的个人投资者的理性的,在市场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对适当程度的投机行为,我们也应当发掘其积极作用,比如价格发现作用,活跃了市场氛围,对于真正有发展需求的高潜力企业具有一定帮助。再者,网络股泡沫与网络泡沫是网络经济讨论的焦点,已有的研究更多是基于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中国网络经济发展,其中厉以宁与吴敬琏的论断可以代表两种相对的观点。厉以宁认为网络股也好,科技股也好,只要是有实质内容的,它就不是泡沫。吴敬琏不赞成“把泡沫吹破就是互联网经济了”,对中国网络经济发展并无益处。随着智能机与3G、4G在中国的发展,网络经济取得了重大发展,但是网络股的股价方法并没有实质改变,现在的互联网企业股票定价仍然是基于投资者对网络股未来的现金流量预期。姜奇平(2000)认为,网络股价暴涨的主要价值来源不是公司现阶段和未来的财金净流量的贴现值总额,而主要是来源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夕阳产业在股市上所失去的价值。这种认为互联网企业夺走传统产业利润的观点不能完全肯定,网络经济发挥拓展渠道的作用,对传统经济也具有推动作用,不是绝对不相容的竞争关系。第三,我国股市的泡沫也与“庞氏骗局”相关。“庞氏骗局”指的是将后一轮投资者的资金作为前一轮投资者的收益,如果筹集的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通过实体部门的发展来实现收益,那么这种行为显然对经济的实质增长没有任何益处,一方面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滋生了经济泡沫。近年来,这种现象虽然在主板市场上得到了抑制,但依据这种逻辑的投资行为与商业模式仍然存在,特别是创业热潮以来,以P2P网贷公司、影子银行为代表的组织的“擦边球”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利用虚拟经济中最为虚拟的部分实现超额利润。


  股市泡沫的指标一方面是实证研究中建立的模型,另一方面是对市场披露的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的是市盈率(P/E)。市盈率的固有作用是判断股票的投资价值,反映每一元税后利润所代表的市场价格。但随着经济泡沫的出现,市盈率逐渐成为了反映泡沫形成的重要指标,可以直观地反映股票市价偏离盈利水平的程度,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性的重要指标。影响市场整体市盈率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潜力和市场利率水平。因此新兴市场比成熟市场市盈率高,但新兴市场环境和监管体系不成熟,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缺陷明显,市场市盈率会出现异常变化。如表1所示,上交所和深交所股票平均市盈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平均市盈率的高低也一定程度可以反映该年度市场的情况。2010年以来上交所股票市盈率稳定在10%-20%,与2000-2009更加稳定。但是,平均市盈率只能说明我国股票市场整体的泡沫程度有所下降,但是产业之间的市盈率是有很大差异的,传统行业中的周期性产业往往具有较低的市盈率,比如电力行业,而一些高ROE的新兴产业则具有方差很大的市盈率,比如传媒行业(根据2020Wind数据,传媒业最大市盈率为486.83,平均值为48.25)。随着。创业板的开设,市盈率成为了更加活跃的指标,对经济泡沫的指示作用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表5.12000-2018我国主要股指平均市盈率


  年份 上海平均市盈率(%) 深圳平均市盈率(%)


  2000 58.2 56.0


  2001 37.7 39.8


  2002 34.4 37.0


  2003 36.5 36.2


  2004 24.2 24.6


  2005 16.3 16.4


  2006 33.3 32.7


  2007 59.2 69.7


  2008 14.9 16.7


  2009 28.7 46.0


  2010 21.6 44.7


  2011 13.4 23.1


  2012 12.3 22.0


  2013 11.0 27.8


  2014 16.9 41.9


  2015 18.9 62.4


  2016 15.9 41.2


  2017 16.3 36.2


  2018 12.5 2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学界对房地产泡沫的研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的,第一个阶段为本世纪初期,研究的重点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王雪峰(2004)利用RamseyModel,采取资本边际收益率法对2000——2004年我国房地产的泡沫度进行实证测度,得出了这一期间我国房地产经历了从负泡沫、无泡沫到正泡沫的演变,为政府对房地产业调控提供了依据。第二阶段,特别是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的研究更多是肯定了房地产泡沫的存在,直接着手分析我国房地产泡沫的时空特征。朱吉(2017)对2006——2014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吴清婷(2019)认为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在空间上具有传染性,并且其空间传染性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动态特征。研究方向的这种变化与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实际变化趋势相关,2007年我国房地产企业为62518个,2008年增长到87562个,而且增加值的主体为内地企业。此外,国家对购房、房价的限制政策也间接地说明了房地产无论是否存在泡沫,但一定存在价格与内在价值的偏离,商品房没有充分发挥居住功能,而是更多表现出作为投资品的职能。


  作为虚拟经济的一部分,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其具有实体与虚拟的双重性质。在信用与虚拟资本出现之前,传统的房屋买卖交易业已存在,这种情况下的房地产业还没有呈现出其虚拟的成分,土地价格的差异可以用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进行解释。房价则是土地价格、建筑费用、人工费用等的整合,其中土地拥有的价格不是由其价值赋予的,是所有权的流转在其作用。然而,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的发展加速了房地产行业的虚拟化,无论是开发还是购买,资金来源都高度依赖金融市场的信贷支持,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形成与金融支持过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上述理论可以很大程度解释我国房地产的发展与泡沫,具体来说是土地财政与信贷扩张再加上住房预售制度的共同作用。


  第一,土地财政推动了土地价格的上升,提高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成本,最终体现在房价上,由消费者负担。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税收、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融资、土地金融等方式获得收益来直接或间接增加财政支出能力的行为,其产生与国家的分税制改革以及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紧密相关。具体来说,1994年以来地方政府将增值税的75%上缴中央,同时对政绩的考核还是以GDP作为核心指标。第二,在房地产发展中,信贷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借贷资本的让渡促进房地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信贷过度扩张催生了房地产泡沫。房地产的卖方与买方都需要借助于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愿意大量向房地产投放信贷,一方面是对其高收益的预期,另一方面受到银行的业绩考核机制的影响。在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下,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及风险定价基本上是由总部负责,基层分行的业绩考核往往会放在信贷扩张的规模上。这种信贷扩张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与地区性,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业在短期内快速集聚资本推动了房价上涨,北京、上海、房价的上涨便是信用扩张下的产物。2008年次贷危机后,我国面临了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房地产也有疲软的趋势,政府主导的四万亿计划,商业银行执行政策,将信贷扩张至基建、廉租房领域,进一步刺激了房价的上涨。第三,住房预售制度本身是为了减小开发商风险,降低房地产业门槛,但在实际交易中部分开发商将其当作风险转移与信用扩张的工具,这种行为也加剧了我国的房地产泡沫。


  经济学的研究从本质现象都可以应用供求关系进行分析,房价如果短时间出现高位,那么制度的调整与监管的补位是可以起效的,但事实证明中国的房价上升是在长期存在的,那么其本质还是土地不足的问题。换言之,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供给不足,级差地租较高的土地不能完全满足工作生活的需要。市场行业研究采取的方法是,将房租与房价的关系类比为利息与资本的关系,基于高风险与高收益匹配的原则,进而对我国的房租、房价的走势进行判断。最后,本文认为房地产泡沫需要警惕,“房子不是用来炒的”,但此处的“炒房”指的不是房子的正常投资,而是利用心理因素最终在实质上改变供求关系以抬高价格的行为,居民处置自己的房屋,同时获取合理收益是其权利。同时,房地产作为关系民生的重要产业,对房价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应有客观认识,价格的上涨与下降的蕴含着大量的经济信息,值得去分析研究。


  5.2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


  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确立了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多个方面强调了诚信、公信力和信用建设的重要性。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推进我国的信用化建设,实际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但是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信用体系建设仍然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


  信用体系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直接原因是信用的发展与需求。社会信用体系的定义是由一系列法律、规则、方法、机构所组成的支持、辅助和保护信用交易得以顺利完成的社会系统。也就是说,社会经济体系涉及到了政治、法律、经济等诸多因素,涉及政府信用、银行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而本文只考虑社会信用体系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与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没有详细分析信用体系,只是研究了信用制度的重要特征与作用,这与当时的主流经济思想以及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有关,即自由主义时代,虚拟经济发展尚不成熟,市场参与者有限,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本身便足以支撑经济体系的运作。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主要采取了三种社会信用体系,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完全市场化运作模式;以欧洲为代表的以政府和中央银行为主导的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会员制模式(郭云飞2016)。


  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金融机构的高坏账率、中小企业贷款困难以及互联网经济时代个人与信用的相关问题。上文所提及的信用过度扩张与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并不矛盾,是问题的不同角度,前者指的是量的问题,强调贷款规模的提升;后者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关注社会资源分配层面的问题。首先,高坏账率一方面是信用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由我国银行体系的特殊性造成的。作为信用体系的重要构成,银行在资源配置上起到重要作用,我国的银行从财政体系中分离出来,虽然四大国有银行已经上市,走市场化路线,但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仍然不完全。在实际信用活动中,政策性贷款仍然占据了一定的比重,而自生能力较差的国企便是这部分贷款的受益者,高坏账率也与这些企业有一定关联性。因此,银行要实行放开利率的改革就只有在国有企业效率提高以后才有可能。[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78.]再者,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而这在我国分别采取的是股票市场与银行贷款的形式。但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即使企业家具有才能并且没有道德风险,融资也是一个障碍。一方面,大银行很少向中小企业贷款,银行的这种行为并不是歧视范畴的问题,而是基于成本与预期收益的经济分析。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也很在股票市场上市,高门槛与上市的费用是中小企业很难负担的。党的各种报告中一再强调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经济中的活跃要素,但是融资难的问题正体现了我国虚拟经济没有完全发挥辅助实体的作用。林毅夫(2018)认为最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是地区性中小银行,这也是中小银行的比较优势,中国最优的金融结构是建立以中小银行为核心,同时辅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金融体系。最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给社会信用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功能是解决道德风险与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在互联网与大数据的作用下,呈现出缓解与加剧并存的形势。以虚拟经济中的基金为例,投资者借助网络可以了解基金的基本信息,但竞争市场下产品的同质化又加大了投资者的选择成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信用体系的完善。


  中国信用体系正在经历一次演进:首先,评估维度多元化。从单纯依托金融体系数据向跨领域跨行业融合数据演进;其次,参与机构多元化。作为央行的补充,细分领域的各类企业共同参与转变;最后,应用场景多元化。通过市场化不断推动信用产品和应用场景的创新,最大限度发挥信用的价值和作用。


  5.3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与制度保障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从金融产品的种类与监管制度两个方面入手。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在融资上,仍然是以银行信用为主,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占比相对较低。而从投资的角度来看,金融衍生品的比重也远低于传统的债券、股票、基金。对个人投资者来说,期货、期权等的作用就是利用杠杆进行投机以获取远偏离实际价值的价格,从而忽视了其固有作用——风险管理。这种现象的产生本质上还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程度低,同时制度监管存在一定的缺位,同时对投资者的教育工作不到位。


  在考察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时,期货、期权交易也更多地是表现出其复杂性与杠杆性,它们在量上究竟对实体经济分散了多少的风险需要一定的实证研究。蒋志芬(2008)认为金融衍生品市场在风险管理、价格发现、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也正是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事实,美国拥有相对成熟的市场以及系统的监管体系,但也遵循了经济危机的规律,国内一部份学者对我国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持有保守态度,并采取法学研究的逻辑,提出我国在监管模式上的发展建议。马克思虽然没有详尽地分析金融衍生品与实体经济,但是依据其虚拟资本理论与霸权兴衰理论,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解释。马克思对西方国家霸权兴衰的论述,既指出了一国之所以强大的经济根源,同时也指出了一国实体经济与金融交易之间的互动关系(郝贵生2016)。


  承认金融衍生品的消极作用固然是重要的,但也不能否定其积极作用,这绝不是放缓,甚至停止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充分理由。一方面,部分学者将金融危机与金融衍生品一起做研究,二者只是存在相关性,而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不能为经济危机的产生负全部责任,更何况只是作为金融市场组成部分的衍生品市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相对的生产过剩,金融衍生品作为虚拟资本更多是发挥将经济中的供求失衡表现出来,属于中间环节,即使没有衍生品市场,危机一样会爆发。另一方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受到了影响,但当时国内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还很不成熟,如果有成熟的衍生品市场,我国的实体经济是可以减小一部分损失,还是由于投机行为而扩大了危机?经济研究的意义是对已发生的经济史,作以分析并提出理论,这种改变历史事件条件的假设并无意义。


  然而,可以确认的是现今我国经济中,信用的过度扩张、股票市场泡沫与衍生品发展不成熟是同时存在的,即虚拟经济的发展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健全金融衍生品市场对投资者与宏观经济整体都是利大于弊的。对国家而言,在我国的外债方面就有套期保值的需要,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地数据,2001年我国外债余额为2033亿美元,2014年为8954.6亿美元,风险对其的冲击影响着国家安全。对于中小企业,金融衍生品的储备对一些非系统性风险是具有一定化解功能的,同时推动整体资本市场发展,拓宽融资渠道。对于个人投资者,发达的衍生品市场丰富了投资选择,也将提高国民的投资意识,加深其对财富管理的概念。最后,不只是衍生品市场,保险业、信托业等在我国虽然也发展了一段时间,从产值来看也都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产品种类与投资者的意识距离具有发达金融体系的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但从另一个角度也体现了我国金融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部分学者在过去十余年间一直强调,中国经济呈现长期向好的趋势,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在中国,这不能只用金融市场的发展潜力来向大众解释,我国在制度等方面的优势也是重要因素。但是,如果者的想让这个“未来”成为现实,就应当认清现今资本市场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而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制度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并存。这种监管过度在股票市场的表现为加大企业的融资成本,即一家企业在国内主板上市需要投入的不只是金钱,也有更多的时间。周孝华(2005)采用1995——1999年和2001——2005年沪深市场的IPO数据,对审批制与核准制下的IPO定价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审批制下新股发行价只能反映发行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该股票在二级市场的供求状况,说明IPO定价效率有限。郝素珍(2007)比较了核准制与注册制,认为而这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要基于国情进行选择。所以,现在导致融资难是制度实施层面的原因,我国现在也进行了注册制试点改革开放以来,未来直接融资状况的改善与否可能会引发对发行制度设计的思考。在一定上程度上存在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情况,而这伤害了国内的企业与投资者。国家提倡的改善营商环境对虚拟经济、资本市场也同样适用,公司上市由审批制向注册制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然而,任何改革一定是改变了现有的利益分配,监管的转变将对投行部门的承销承做业务产生一定的冲击,这其中的平衡与协商也需要一定的工作。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制度的缺陷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第一,监管当局工作中存在急功近利的情况,这与监管部门的考核方式有一定关系,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扭曲了资源分配,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则涉及专业知识、经验以及对实际情况认识、权衡的范畴,上文所论述的衍生品市场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比较短,监管部门可参考的样本较少,也不能肯定国际经验是否完全适用我国国情。之所以产生这种困境也是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些行业是从国有转向市场,从政府职能转向市场法人组织,如银行业根生于原有国家财政。这些行业从进入市场开始,便已经具备了相对成熟的监管制度,即我国的很多行业是从上到下发展,现有制度后有市场参与者,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有所不同。但是,面对新行业,再维持这种思维,就会使该市场只能发挥部分作用,其中的好处则是相对稳定,减小不规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2019年我国加大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力度,未来将有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办业务,面对新形势,是使外资企业“入乡随俗”,还是基于我国国情将资本市场相关制度与国际接轨是一个影响整个行业,甚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决策。采取前者的方式,对本土的金融机构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采取后者的方式也并不意味着对现有模式与利益格局的实质冲击,资本市场的竞争程度越高,对于投资者而言,选择与收获也越多。


  第六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结论


  本文对虚拟经济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虚拟经济的内涵与特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及中国虚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


  6.1.1正视虚拟经济的虚拟性


  本文基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对虚拟经济进行分析,考察了信用制度下,虚拟资本增殖、循环的特点以及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其中虚拟经济的虚拟性指的是价格确定上与传统的产业资本家经营活动不同,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价格与价值的偏离处于一种介稳性状态,所以虚拟性不应当是一种含有贬义色彩的价值判断,同理认为某一行业是实体经济也不意味着对其的褒扬,对经济进行分类应采取经济学的逻辑与方法,而不是靠分类来进行标签化与片面化。本文将近年来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主要集中于金融与电子商务是否是虚拟经济的问题上。在实际经济发展中,只要是对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结构的升级有帮助,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就都应当支持鼓励,不应采取差别性的歧视政策。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存在划分的必要性,这对研究经济泡沫、滞胀等经济现象有一定辅助作用,但是本文并不认为一定要将经济按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进行划分,其他的分类方式也有其合理性,毕竟不同行业之间界限的模糊性是客观存在的,基于不同的前提条件,分类方式也是多样的。未来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应该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基础上,与其他理论相互联系,比如行为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本文在分析金融市场时已经做了一部分这方面的工作,等仍然存在不足。此外,目前以及未来的经济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马克思时期的经济,要真正继承发展其理论,与时俱进是工作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仍然是重新审视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的定义,其内涵是否应当扩大,抑或是进行更为彻底地调整仍然需要研究。最后,本文指出现在社会上存在着一些纯粹虚拟的经济成分,即利用虚拟资本定价的复杂性而进行炒作,进而操纵市场价格,此类企业需要格外警惕。其中蕴含的逻辑是,先影响市场的心理因素,最终实现对供求关系上质的转变,这也是本文对许多宏观经济现象的分析逻辑——突发事件对市场的影响是短暂的,将任何危机归结于单一事件是不负责任的,是不严谨的,但事件带来的一并发系列影响可能最终导致长期的变化。


  6.1.2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的重要性


  对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本文从理论联系、现实联系以及联系的新特点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理论联系方面,从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关系入手,首先考察了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下,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变化方向,随着银行信用体系的不断发展,货币资本与现实资本在经济周期的大部分阶段处于相离的状态,只有在少数阶段才呈现一致的变化趋势,一个是利率高于最低限度,但仍然维持低位,另一个是利率达到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的中位点。这也表示了在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经济危机发生的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此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涉及到古典二分法与货币中性理论,利率的研究对虚拟经济的定价、交易具有一定意义。然而,部分学者依据该理论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无关,本文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古典二分法研究的是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虚拟经济并不是名义变量,实体经济也不一定全部属于实际变量的范畴,比如实体经济同样对名义利率产生影响,所以这研究的是不同方面的问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不可割裂。现实联系上,分析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其中,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资源配置、降低风险、使信息更加充分等方面,共同的最终目的都是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消极影响指的是过度扩张的虚拟经济对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损害,主要包括对信用制度的破坏、过度投机对市场的扭曲、经济泡沫下资源配置的低效以及虚拟经济与金融帝国主义的关系。有序合法的发展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以及整体经济结构是利大于弊的,对于其中过度扩张的部分,部分学者将其分离出来,重新定义为虚拟经济。本文并不认同这种定义方式,因为这种理论实质上是在研究金融市场那与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与缺陷,也是建立在歧视的前提下,将经济中的问题与其他经济形态并列,从而进行经济划分也缺乏理论依据。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联系方面的新特点,本文侧重分析了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布局、经济增长方式、社会定价体系以及心理因素的作用。如今第三产业在现代化国家的经济比重不断提高,本文认为其中虚拟经济做出很大贡献,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程度可以作为参考,但没有作严格划分的必要性。但是,第三产业范围很大,经济中存在一定的由资本炒作而出现的财富增长点,对流量明星、偶像等行业的规范也是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构成社会定价体系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价格发现过程同样重要。虚拟经济的价格虽然不易确定,但其价格信息更容易被获得并取得关注,在有效的监管下,大众对虚拟价格信息的高参与度推进了价格发现的进程;而实体经济的价格信息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门槛,更应当在专业的行业分析、宏观经济形势预测上发挥作用。


  6.1.3中国虚拟经济问题具有特殊性


  本文认为我国虚拟经济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存在一定的经济泡沫,制度方面信用化进程相对滞后,而且资本市场的产品种类与监管也存在发展的空间。首先,对经济泡沫的研究,本文将其与泡沫经济进行了区分,认为中国并没有发生和日本相似的泡沫经济,近几年经济增速的放缓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泡沫破灭后的衰退。对我国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泡沫,本文基于前人的实证研究,肯定了其存在,但是没有进行比例的度量。其中股票市场的经济泡沫一方面与虚拟经济固有的特点相关,但不能确定是因果关系,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制度发展的特殊性也导致了泡沫,在政策建议方面也应给予考量。一些指标可以为股票市场泡沫提供参考,其中重点分析了市盈率,本文没有对不同行业的在市盈率、杜邦方程上的差异进行详细分析,这一般是市场上投研部门行业分析也当进行的工作,但其对未来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思路。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同样与政策与制度沿革息息相关,房地产业具有虚拟与实体的双重性质,分税制改革与土地财政对房价的影响也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本文认为高房价与房地产市场不能划等号,现象的背后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对我国房地产的研究需要对政策的深刻解读与精准判断,不只是一个简单经济学问题,应当保持客观的态度,对房地产的过度解读与批判是不可取的。本文认为虚拟经济在制度上的缺陷,无论其具体表现是什么,本质是要解决企业融资、投资者应对风险上的问题,衍生品市场如何发展、上市注册制试点、金融开放都是需要经过时间与事实检验的问题。


  6.2政策建议


  6.2.1给予实体企业相应政策优惠


  虚拟经济在现代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虽然其中存在一定的价格大幅度偏离于实际价值的情况,经济泡沫也需要警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当限制虚拟经济的发展,因为此类举措同样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为了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应当在政策上给予实体企业一定的优惠,实现新实体经济产业布局,充分发挥其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作用。在市场机制下,为了改善宏观企业的收益状况,政府应当从成本与费用的角度入手,收入方面应当依靠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即政策不应过度地涉及价格与需求。


  第一,全面推进金融体系建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然面临着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解决了资金的问题,企业的发展就有了一定保障。直接融资方面,促进创业板的发展,继续通过实行注册制试点,摸着石头过河,最终形成适合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的上市制度。间接融资方面,一方面继续发挥国有大型银行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积极鼓励中小银行发展,为地方企业发展助力。我国一些地区为企业配置了金融专员,辅助其融资工作,如果确有成效,也是值得在全国推广的一项措施。


  第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保护知识产权。阻碍实体企业更换工艺,技术创新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高额的重置成本与企业预期收入的影响,实体企业在技术创新、更换工艺上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为了收回这部分成本需要很长时间的经营活动。这主要与实体企业的利润率较低有关,与之相反的情况则是许多虚拟经济企业的优势,即生产资料投入与利润率的不匹配,在政策上应当适当降低企业更新换代的成本。另一方面,研发的风险性降低了实体企业进行创新的意愿。创新活动的成功往往由行业共享,而失败则由个别企业单独承担,再加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失位,造成了许多实体企业安于现状的局面。所以,政策上应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细化,并逐渐落实可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的方法,将企业的知识产权一一对应,同时也应配置充足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人才队伍,最终实现侵权现象的减少。


  第三,帮助企业降低人工成本、物流成本。人工费用低早已经不是中国的区位发展优势,近年来在制造业方面甚至出现了局部的用工荒问题,大批的外资企业也将生产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因而,我国实体企业也因为人工费用而承受了很大的负担。人工智能与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当根据企业特点的不同,帮助其引进使用机器人,或者是完善人员培训机制,降低企业的职业培训费用。实体企业比虚拟经济更加依赖于物流网路,运输费用比重也较高。政府对物流业的发展,一方面应继续完善物流服务网络,同时应防止行业出现垄断与寡头的情形,建设多样化、多渠道的物理运输体系,并配备标准化、网络化的电子管理体系。


  第四,优化税收体系,降低实体企业负担。税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税收体系与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经济结构息息相关,不能持有“拿来主义”而简单地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关于税收优惠是否有效,学界也有着不同的观点,左大培(2000)认为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具有非效率性,李宗卉(2004)认为税收优惠具有有效性。本文认为在政策上,对实体企业的税收优惠对其个体是可以减轻负担的,实际工作中应当将对企业的甄别工作做细,单一的按照行业分类给予优惠并不适宜。政府成立专门工作组,对企业进行考察并决定税收优惠与否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6.2.2拓展国内的投资渠道


  国内居民投资渠道相对较少既是我国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因素,也是催生经济泡沫的因素。个体投资者从资金量上虽然远小于机构投资者与政府财政,但却是资本市场上的活跃因素,而且理财收益是现代家庭中的重要组成,这关系到人民财富的积累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实体经济利润的平均化,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禁止私人资金流入,所以我国居民投资主要依靠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与外汇市场也占有一定比重。正是这种资金配置的不均衡现象导致了虚拟经济中的泡沫问题更加严重,而实体经济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现金流支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在政策上放宽居民的投资领域。


  从行业的角度,应逐步放宽一些行业的准入门槛。处于国防安全与国计民生的考量,我国的能源、电信、航空等行业禁止私人进入,即使允许个人经营,国有企业仍然在市场上处于绝对优势,对市场价格有一定的影响力,具体是呈现垄断,还是垄断竞争存在争议,但是,本文对认为这些行业是完全竞争的观点持保留意见。国家经营这些行业固然是有积极作用,毕竟没有进行过完全市场化,现今的定价与完全竞争下的市场均衡价格无法进行比较。然而,基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世界上创新能力强的企业鲜有国营企业,国企改革中研究的效率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创新动力的匮乏也是限制有效供给的一个因素,而最终带来的是国家内需的不足。虚拟经济价格体系可以反映这些行业中国企的基本情况,股价基本与宏观经济走向一致,贝塔系数近似为1,这部分体现国企垄断的行业缺乏经济活力。所以,本文建议应采取试点的方式,逐步放开此类行业,允许国内资本与国外资本进入这些市场,比如电信行业可以限制性地引入外资企业,在国家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外资进入对5G等新基建的发展也具有很大推动作用。


  从投资标的的角度,应更大开放海外投资渠道。现进居民投资大陆以外的资本市场可以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或是购买基金公司的QDII产品等理财产品,随着对外资金融机构权限的放宽,政策上也应给予居民更多而选择的境外投资渠道,同时在监管与投资者投资意识的培养上也需要完成等相应的工作。


  6.2.3健全监管与提高投资者意识


  虚拟经济同样存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问题,虽然上文的建议中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相对缺乏自由度,但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带来的可能是重蹈覆辙,发生日本泡沫经济与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之类的问题,以往的经济危机都存在政府监管失为的问题。2020年出现的“负油价“现象,在对问题的应对与理解上,也暴露出我国监管与投资者对衍生品市场认识的不足。不健全的监管制度与不成熟的投资者,不适合金融逐步开放的时代浪潮。在政策上应当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同时兼顾市场的自由竞争。再者,具有长远、系统投资意识的投资者也可以为我国建设健康的虚拟经济做出贡献。


  在监管方面,鉴于我国金融市场还处于发展阶段,房地产市场缺乏活跃因素,政府在政策设计上应当加快推进建设健全的市场管理机制。一方面,对以往制度中的空缺进行弥补,严打以金融创新名义进行的非法集资、诈骗活动,对于层层嵌套的衍生品,需要掌握其底层资产,并保证披露信息的公开、透明。对于合法的金融活动也应谨慎防范其过度扩张,保障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另一方面,应当解决过度监管的问题,对于规范合理的金融活动减少审批环节与中间费用,辅助中小金融机构逐步发展。


  监管是从产金融品供给方面,规范市场行为,防范危机的发生。而从需求角度,政府要辅助做好投资者的教育工作。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短于发达国家,国民在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认识上存在着缺失与偏差,没有深刻理解金融市场对企业的作用,更加倾向于关注其财富作用,即只关心股价的波动,而对价格变化的背后逻辑缺少理性思考。本文也认为投资者潜意识中的投机思维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必要完全根除,但经过系统教育工作,随着其投资理论与知识的提升,整体投资环境也会得到改善。然而,任何教育工作,若是要映射到个人的实际行动中,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追求利润的企业不愿意投入时间与成本去做,所以投资者的教育工作应有政府负责。从理论方面,政府在日常宣传工作中,可以向群众普及简单易懂的经济学、金融学知识,让群众对各类金融产品有一定的细分能力,了解其收益率的合理区间与风险因素的组成,使投资者免于陷入骗局。从实践方面,投资者不应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只,要根据自己的收益情况与风险偏好,多元化的进行投资,进而提升经验与对整体市场的认识,当然这也需要在政策上为大众拓宽投资渠道。


  6.2.4产业转型与扩大内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部分依赖于出口,对世界的依赖性比较高。虽然,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时代潮流与必然趋势,但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设立了贸易壁垒,限制了中国的出口,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一方面,我国应继续倡导世界各国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也应当警惕其他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日本泡沫经济之前也是高度向外的经济,内需相对不足,中国固然与日本国情不同,但产业转型与提升内需也是对我国经济安全与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在净出口上取得优势,主要依赖于人民币的贬值与人力成本的低廉,但现如今这些优势逐渐减弱,我国的出口贸易面临巨大压力,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扩大内需。内需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居民消费,随着电商与新零售的发展,居民消费水平取得了一定的提高,但仍然不足,而且国内呈现出区域间与阶层间消费不均衡的情况。消费不足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涉及到社会的保障制度、对风险的预期与承受能力以及边际消费倾向,而其中与虚拟经济关系紧密的便是房地产市场泡沫。在防范风险与恶性通胀的前提下,应继续在政策上减少房地产市场泡沫,同时提倡租房代替购房的住房理念,减轻消费者的住房压力,提升相对消费水平,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升内需。然而,扩大内需绝不是意味着从供给角度创造虚假的需求,过度消费不等于消费升级,因而在教育宣传方面应倡导量入为出的健康消费观,防止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盛行。


  产业升级与转型同样利于经济发展,并改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我国近十年来在政策上也不断情调产业转型、结构升级的重要性,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改变原有的粗放型经济特点,未来的经济发展应从以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技术密集型为主发展。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可能带来新的技术革命,中国应当持续发展新基建,抓住时代浪潮,掌握科技制高点,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对主要技术、产业的定价具有一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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